本課程包含以下內容：
課程簡介
★上課日期：4/13、4/20、4/27、5/04、5/11、5/18 共六堂
★上課時間：週一晚間7:30至9:30
★地點：與點堂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8巷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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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大師哈伯瑪斯，為被邊緣化的佛洛姆平反？
學界內外許多人都知道佛洛姆（Erich Fromm），但也許不清楚（或不關切）他曾是當代世界級社會哲學重鎮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第一代要角，而後又遭邊緣化。而不同於其前輩，本月剛過世引發全球各地悼念的該派第二代大師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批判理論中，對於佛洛姆結合精神分析與馬克思理論的觀點進行了較正面的評析。哈伯瑪斯尤其指出，佛洛姆將心理結構與馬克思強調的社會經濟基礎接合，係一不可忽視的貢獻。
就此一線索，以下談佛洛姆幾個代表性的觀點。
佛洛姆在1960年代出版《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這一重要著作，目的十分明確：重新詮釋馬克思，使其回到“人本主義哲學家”的位置，而不是20世紀常見的所謂經濟決定論或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家。
下面分幾個層面說明這本書的核心觀點：
一、馬克思是人本主義思想家
馬克思的理論核心是人的解放，而不在於經濟理論。他認為馬克思真正關心的是：人如何失去自我？人如何重新成為完整的人？馬克思的思想其實延續了以下傳統：史賓諾沙的自然主義倫理，歌德的人文精神，與黑格爾的異化概念。因此他把馬克思稱為徹底的人本主義者（Radical Humanist）。
二、異化理論是馬克思理論的重心
理解馬克思必須從他的「異化」概念開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會出現四種異化：
勞動的異化
工人的勞動不再屬於自己，而是變成商品。與產品的異化
勞動成果變成外在力量。例如：商品、資本。與他人的異化
人與人的關係變成可交換的對象。與自我的異化
人失去了專屬人類的集體存有。
在此佛洛姆提出了自己的詮釋，認為這個問題其實是心理與存在的問題。因此他戮力把馬克思理論與心理學連接起來。
三、人的本性在於創造性活動
佛洛姆認為馬克思的人的本性不是固定的本能，馬克思認為，人的本性在於自由的創造性活動。人不是被動存在，而在於能創造世界、能改變自身。可以這麼說，生產性活動這個概念在佛洛姆的心理學變成生產性的人格取向。
四、共產主義的真正意義
佛洛姆認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被嚴重誤解。在馬克思原意中，共產主義不是國家控制、平均分配，而是人的自我實現的社會條件。馬克思的理想是，一個社會使人可以自由創造、發展個性並與他人合作。佛洛姆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倫理理想，而非經濟制度。
五、佛洛姆在書中提出的重要批評
他批評兩種誤解馬克思的傳統：
蘇聯式馬克思主義
佛洛姆認為蘇聯體系官僚化、集權化，反而加深異化。西方經濟決定論
某些西方學者把馬克思理論簡化為：生產力理論、經濟結構理論，這忽略了馬克思的哲學與倫理層面。
六、與其他著作的思想聯繫
《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其實是佛洛姆思想體系的一個中心點，與佛洛姆多本書形成互相呼應。
與《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的關聯。
這本書討論為何現代人會逃避自由，原因是孤立、焦慮，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問題。與《健全的社會》（ The Sane Society）的關聯
這本書直接把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應用到現代資本主義。批判消費文化、市場人格、官僚制度，這些都是異化形式。與《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的關聯
真正的愛需要成熟人格、自由個體，而異化社會會破壞愛的能力。因此馬克思的解放理論與愛的倫理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在1960年代產生很大影響，因為它促進了一種新的研究方向：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Humanist Marxism）這個方向後來對新左派有所影響。
如果從思想史角度再深入一步，其實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他在這本書裡其實把馬克思重新放回一個更古老的哲學傳統——從史賓諾沙到歌德所建立的生命哲學傳統。這使得他的馬克思解讀與許多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非常不同。
簡言之，佛洛姆嘗試把馬克思從19–20世紀的經濟學或政治理論框架中抽離，重新放回一條更古老的傳承之中。
《在幻想鎖鏈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這本書中，佛洛姆更以自己的方式評議了弗洛伊德。他討論馬克思與弗洛伊德兩者如何揭露不同形式的幻想，又有何殊途同歸。
該書中，他引述馬克思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主張如要求放棄幻想，就必須要求放棄需要幻想的狀態。佛洛姆在此書的核心目標，是把馬克思的社會批判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重新整合，建立一種人本主義的精神分析與社會理論。
下面可進一步分為三個層面說明他的主要見解。
一、以自我實現詮釋馬克思：
佛洛姆認為20世紀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蘇聯式）嚴重誤讀了馬克思。他指出，馬克思真正關心的是人的解放，馬克思的核心問題不是如何增加生產力，不是如何建立國家機器，而在於人的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他引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思想--人在資本主義中被自己的勞動所異化，他的解讀是：異化是一種心理疏離以及存有出問題之狀態，而不是純粹經濟關係。
此外，馬克思的目標是完整的人，馬克思的理想社會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可以自由創造，人不再被商品化。馬克思的思想其實接近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德國古典哲學以及早期社會主義倫理。
二、對弗洛伊德的重新評價：
他指出弗洛伊德的重大貢獻在揭露無意識，以及人會用幻想與偽裝欺騙自己。他認為這與馬克思的意識型態觀點相當接近。
他指出弗洛伊德有三個問題：
生物決定論，他過度把人的動機歸結為性能量與某種生物本能，這忽視了社會結構與文化。
佛洛姆提出一個重要概念以補弗洛伊德的不足：「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意思是：社會制度會塑造人們的心理結構，例如：資本主義會形成競爭性人格、市場人格、消費人格。這些不是本能，而是社會產物。
批判弗洛伊德的悲觀人性觀。弗洛伊德認為文明建立在某些壓抑與昇華之過程，而人的本能具含根本的破壞性。佛洛姆認為，作為人深刻需要的是愛、創造、社會關係與意義，破壞性則是異化社會的結果，不是人的本性。
三、佛洛姆主張馬克思與弗洛伊德可以互補的
兩者均揭露了不同層面的幻覺，均揭示人生活在幻覺之中。他認為真正的自由正是超越幻覺。
不只如此，佛洛姆做了一件在馬克思研究史上相當重要的事：他嘗試把馬克思從19–20世紀的經濟學或政治理論框架中抽離，重新放回一條更古老的歐洲思想傳統。他主張，馬克思核心的思想脈絡並不只是政治經濟學，而是一條人本主義與生命倫理的哲學系譜，這條系譜可以從前面指出的史賓諾沙下接德國古典哲學，形成的一種肯定存有的人文傳統。
這種重建主要體現在三個思想層面。
一、從史賓諾沙論存有力量連到馬克思的人的社會存有。他認為理解馬克思必須從史賓諾沙的倫理學開始。
在「倫理學」（Ethics）書中，史賓諾沙提出一概念 ——“conatus“，意思是：每一個存有都努力維持自身並發展自己的力量。史賓諾沙認為：善/正面=促進存有力量，惡/負面=削弱存有力量。
自我保存的努力/能力是斯賓諾沙《倫理學》的核心概念，指萬物努力維持其自身存有的一種內在力量或根本傾向。這不僅是求生意志，更包含按照本性行動的創造力。
此處，本文同意Conatus概念的重要性， 其觀點可進一步說明如下：斯賓諾沙認為，每一事物只要它自身的力量所及，都努力保持其存有，就其性質而言，這是一種內在的動力，而非外部強加的，它標誌著事物的根本，適用於一切存在物，從物理上的惯性（如運動中的物體）到心理上的慾望。本文主張此一概念對尼采哲學亦有相當影響，只是佛洛姆似未特別就此討論尼采。
佛洛姆認為馬克思哲學與這種倫理觀可聯繫。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人被理解為一種能夠自由活動與創造的存在，佛洛姆認為馬克思主張人這種集體存有會自發以勞動自我保存，也會以鬥爭方式全面努力維持自身之存有，而史賓諾沙哲學的conatus 與之一致。
《存在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是佛洛姆晚年的思想整理，其內容主要來自之之前的講稿與筆記。這本書可以理解為他在，「擁有或存有」（To Have or To Be?）一書之後對自己思想的一次總結。整本書的焦點問題是：在現代消費社會中，人如何學會真正地存在。他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區分：
「擁有模式」（having mode）vs「存有模式」（being mode）。
以下分幾個層面說明。
一、核心論點：存有模式 vs. 擁有模式
他認為現代社會的最大問題，是人把生命理解為擁有。
擁有模式：
把世間一切當成財產或其延伸，追求擁有，自我等同於財物與地位，例如宣稱我「有」一個學位、我「有」很多朋友、我「有」信仰，這種模式將導致：異化、焦慮、競爭、空虛。存有模式（Being mode）
存有模式則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特徵是：活動、創造、自我真誠、分享、與世界建立關係。真正的存有是生產性的活動，存有不是一種財產或可擁有之物，而是一種活動過程。
二、與馬克思的對話：
他延續了之前他對馬克思的解讀。他指出：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正是在描述擁有模式。被改造後的自由社會應該讓人發展創造性存有。
三、與弗洛伊德的對話：
佛洛姆保留了弗洛伊德的一個重要思想：人會自我欺騙，這點與沙特的存在哲學有某種接近之處。
四、對存在主義的批評：
佛洛姆同意存在主義的一點：人必須創造自己。但他批評某些存在主義過於：個人化、悲觀，佛洛姆希望建立一社會性的存在哲學。
於晚期《存在的藝術》一書中，佛洛姆提出一種新的倫理理想：生命愛，指的是：熱愛生命、促進成長、創造與發展關係，它的反面是：戀死（necrophilia），也就是，崇拜機械、控制、破壞，他認為現代社會容易培養後者。
佛洛姆主張真正的解放不是單純政治革命，而是人格革命。這也是他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第一代前輩——例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重要差異。他更強調愛與倫理重建，他的目標是提出一種所謂愛的存有論，把愛作為存有的表達。
此處必須說明學界常忽視的問題：佛洛姆為什麼在加入法蘭克福學派後，逐漸被邊緣化？
這背後其實牽涉到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者後來對心理學與烏托邦思想的不同態度。
佛洛姆在20世紀30年代其實是最早獲邀加入法蘭克福學派的心理學家之一，但到了1940年代後他卻逐漸被忽視。這背後並不只是個人關係問題，而是三個根本性的理論衝突：心理學理論、社會理論、以及對人類未來的看法。下面可以分為幾個層面說明。
一、心理學理論上的衝突：
對弗洛伊德的詮釋方面，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核心人物如阿多諾認為弗洛伊德的悲觀人性論具有批判力量，而弗洛伊德的觀點是：人具有破壞衝動，文明建立在壓抑之上，對阿多諾來說，這恰好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真實。
然而佛洛姆並不同意。他認為弗洛伊德忽略社會與歷史，對人性過度悲觀，佛洛姆的「社會性格」理論認為：人格結構是社會制度塑造的。這使得佛洛姆心理學更接近某種社會心理學，而偏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阿多諾因此批評他把弗洛伊德理論變成了一種道德心理學。
二、對資本主義批判方式的衝突
佛洛姆的批判方式比較接近人本主義倫理。例如在其作品「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與「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中，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於造成異化，使人失去愛的能力，形成市場人格。因此他提出人本主義社會主義（humanistic socialism），但阿多諾與霍克海默（ Horkheimer） 在《啟蒙的辯證》一書（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的立場十分悲觀，二人認為現代社會的問題不是單純資本主義，而是整個理性文明的結構出狀況，理性本身已然變成只是德國社會理論大師韋伯（Max Weber）所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因此，大眾文化、技術理性、官僚制度都會導向新的宰制形式。在他們看來，佛洛姆的理論過於樂觀主義與道德化，更有著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危險。
三、對人類烏托邦與希望的看法
佛洛姆的思想始終對人類與文明保留一種樂觀主義與希望。他相信，人具有真正的潛能：愛、創造與自由。如果社會結構能努力被改變，人可以發展出新的倫理人格。這在《愛的藝術》一書（The Art of Loving）表現得相當明顯，書中主旨在於指陳，愛是一種可以學習而表達出並分享存有的能力。
佛洛姆這一說法遭到阿多諾等非常之質疑，後者認為：在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個體早已被文化工業塑造，主體性被商品化，因此簡單談論愛或人性潛能可能變成意識型態安慰。
四、理論繼承與詮釋的衝突
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核心人物偏好美學、黑格爾辯證法、文化批判，遭其冷遇的同輩佛洛姆則傾向以經驗或臨床研究為基礎，把經批判性修正後的精神分析理論連結青年馬克思哲學。
然而學派第二代的哈伯瑪斯在著作中，一定程度上肯認了佛洛姆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之意義。
哈伯瑪斯指出，佛洛姆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自我反思的解放性批判進路，他肯定佛洛姆打破馬克思主義者常太強調經濟基礎，並將其某種社會心理學見解納入當時批判理論的核心，連結了個體意識與社會結構及其變革。
於《知識與人類興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書，哈伯瑪斯留意佛洛姆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修正。他肯定佛洛姆將精神分析從個人的臨床治療拓展為社會性的精神分析之努力，使精神分析成為理解社會結構如何形塑個體的無意識，並導致佛洛姆所謂社會性格形成的途徑。
哈伯瑪斯認為佛洛姆將精神分析的觀點重新詮釋，轉化成為一種具有解放意義的批判，即透過意識到被壓抑的社會因素，實現主體的解放。
哈伯瑪斯指出佛洛姆在法蘭克福學派早期的關於權威與家庭之研究中，扮演了拓荒者與核心理論架構者的角色，哈伯瑪斯主張佛洛姆研究權威人格有著某種奠基的貢獻，將社會、心理與經濟因子結合，分析現代社會的各式危機與人的異化。
奠基指什麼呢？一般人常將 1950 年代出版的經典名著《權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直接想到阿多諾，但該研究的理論基石與心理學架構，很大程度是與佛洛姆更早期的研究成果有關。
佛洛姆具體的貢獻方式正在於上面提及的提出社會性格概念，佛洛姆最重要的貢獻是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馬克思的社會經濟結構結合。他提出，特定社會為了生存，會透過家庭教育將社會需求內化為個體的心理驅力。這種社會性格解釋了為什麼大眾會自願服從權威，而不僅是被迫服從。這為後來研究權威人格提供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的橋樑。
還須說明的是，佛洛姆1930年代所主導的權威與家庭研究 ，係於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遷往美國前所為。他分析了魏瑪共和時期德國工人的心理，發現雖然許多人在政治上投票給左派 ，但在心理結構上卻呈現強烈的權威主義傾向。這項發現解釋了為何納粹能輕易取得政權，並對後來阿多諾的《權威人格》之經驗研究有所影響。
佛洛姆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詳細描述了權威性格的雙重面貌：渴望臣服於強大的力量，藉此獲得安全感並消除孤獨，於是渴望統治並凌駕於弱者，將自己的痛苦轉嫁給他人。這種「施虐-受虐（Sado-masochistic）的性格分析，與阿多諾對「反民主性格」的剖析似可呼應或對照。
為什麼後來的研究較少提到他？儘管佛洛姆是奠基者，但他後來與法蘭克福學派核心成員（如阿多諾、霍克海默）產生嚴重分歧。在理論爭議上， 阿多諾等人認為佛洛姆過於強調某種社會心理學且不當修正了佛洛伊德的理論，批評他變成了「新佛洛伊德主義」的折衷主義者，儘管佛洛姆明顯反對這個稱號。
於是佛洛姆最終遠離了研究所，因此 1950 年由阿多諾主導的《權威人格》研究中，佛洛姆的名字與貢獻被淡化了。
然而，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第二代，哈伯瑪斯並不像阿多諾等第一代後來那麼不欣賞佛洛姆。
哈伯瑪斯認為，佛洛姆在《權威與家庭》等早期研究中，已成功示範了如何透過對集體性的無意識的剖析，揭露隱藏在社會結構背後的壓迫力量。這種將自我反思應用於社會整體的做法，正是哈伯瑪斯所追求的批判理論大方向。
哈伯瑪斯一直致力重建／批判馬克思主義，他注意到佛洛姆如何打破下層建築決定論。此處，哈伯瑪斯的切入途徑係藉由佛洛姆所提出的社會性格概念。經由此一概念，他認為佛洛姆精確捕捉到了社會經濟需求如何轉化為個人的心理動力，這解釋了為何人們在客觀上受到剝削，主觀上卻依然擁護威權，對哈伯瑪斯而言，這十分關鍵，因補足了馬克思理論之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間缺失的心理連結。
他強調，佛洛姆指出之個體的力比多結構並非生物性既定，而是社會過程的產物。驅力結構乃透過社會中介形成，尤其是經由家庭制度。因而，精神分析不再具有自然科學的性質，而轉而成為批判性的實踐；它成為一種能在對話治療中可自我反思的媒介，使扭曲的意識形式得以被揭示與澄清。
可以說，哈伯瑪斯肯定佛洛姆，正是因為佛洛姆在法蘭克福學派最早期就成功將一種個體病理學轉化為社會病理學，這為哈伯瑪斯後來研究社會溝通問題並予以積極重建提供了某種的理論視角。
總結言之，不同於阿多諾等第一代學者，哈伯瑪斯對佛洛姆的接受與轉化，構成了批判理論內部一個關鍵轉折點：心理結構不再被理解為自然本能的產物，而可與社會化乃至溝通過程有關。因此，精神分析得以從一種個體治療技術，轉化為揭露意識扭曲與支配機制的批判理論，循此一大方向，哈伯瑪斯幾經思索最終發展出溝通理性與其相應之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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